陈望远

文革结束那年，陈望远二十岁，手冻得全是青紫的口子，在考场煤油灯下答完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张语文试卷。他常说自己这一代人，是历史狂飙突然刹车时被甩出车厢的一批幸存者。 在复旦执教三十五年，他的书桌上常年压着一块1984年三联书店发行的折叠纯铜镇纸，案头总放着半盒受潮的绿铁盒中华烟和数千张手抄卡片。他讲课从不看讲稿，喜欢一边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密密麻麻的古籍卷册与人名生卒年，一边用慢条斯理的江浙官话告诫学生：“历史从不轻许诺言，它只呈现代价；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几乎全是由无数个偶发的血肉岔路仓促铺就的。” 退休后，他谢绝了所有电视节目的通俗讲座邀请，深居江湾老宿舍楼，以近乎档案员的克制与深沉，重新推演那些在帝制黄昏与近代门槛前被历史悄然抹掉的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