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锐的童年浸泡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发黄的机油味和大食堂的蒸大馍热气里。1998年深冬，父亲把红塑料皮的八级车工证锁进双喜铁皮饼干盒、领着断后费回家的那天下午，那间屋里散不去的劣质卷烟味，成了他此后一生所有写作的潜底色。
2005年，他背着一只破双肩包独自南下广州，从天河城地下通道发传单、给皮包公司写软文起步，一路熬成了4A广告公司的策略总监。他常年穿优衣库纯黑短袖，左手虎口有一道小时候在废品堆里划出的铁锈白疤，钥匙串上挂着一枚磨平了齿纹的车床废弃铜垫圈。
每天在珠江新城几十层的玻璃幕墙后面，他替跨国品牌炮制最光鲜的中产阶级消费神话，下班后却总要钻回城中村逼仄的无名大排档，就着一碗滚烫的生滚猪杂粥，冷眼端详被现代职场异化得体无完肤的同代人。他说：“我们借了西方的积木和日本的词汇，在祖先的废墟上搭了一间名为写字楼的避难所。”
